熙宁九年（1076）八月，也就是去年，京城即有传出消息，苏轼即将离开密州，出知汝州。
之所以后被改知河中府，是因为汝州离京城太近，有些人怕苏轼被皇上召见；后来又改知徐州，是因为河中府是军事重镇，反对派认为苏轼喜欢挑毛病，所以很不放心。
苏轼从知河中府改知徐州，在苏轼心里倒没起多大的波澜，他甚至认为，徐州这个地方，有着溪山之乐，旱灾及诉讼也少，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熙宁十年（1077）的六月十一，弟弟苏辙的保母杨金蝉去世。
对于杨金蝉的保母身份，加之由苏轼而非苏辙撰写的《保母杨氏墓志铭》这一事实，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杨氏可能是苏辙生母的说法，还说其身份要超过苏轼的乳母任采莲，目前尚无定论。
处理完杨氏的后事，苏轼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前往徐州城南五里的汉高帝庙进行参拜，弟弟苏辙也一同前往。
汉高祖刘邦，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人。是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沛公”刘邦的家乡丰邑，正是在徐州的辖地内。
弟弟子由的到来，让苏轼感到无比的温暖。交接完府衙的手续，苏轼就邀上彭城令颜复（字长道）与京东路提刑、被欧阳修誉为“苏轼之流”的李清臣（字邦直）带着弟弟四处走走。
他们几个先来到百步洪，一起吟诗唱和。
百步洪，又叫徐州洪，在今徐州市东南二里，为泗水所经，有激流险滩，凡百余步，所以叫百步洪。
徐州古称彭城，本是殷商时期殷大夫老彭之国，春秋时属于宋国的地界。宋时，彭城郡的东南隅，就是京东路提点刑狱的官廨所在。李清臣到任后，在城隅之上构筑了一座亭子，苏轼到任徐州后，就把老李的建造的亭子命名为“快哉亭”。
苏轼带着弟弟一路游览，登上了快哉亭。
我们知道，此时苏轼的心情是极为畅快的，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四十二岁的苏轼仍会不自主地把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毫不遮掩。
李邦直在沂山祈雨有应，心里一激动，作了首诗。而苏轼此时也是处于心情畅达而不设防的状态，面对着与自己心有灵犀的李邦直的诗，就顺手唱和了一首。
坏就坏在了这种状态中。
“半年不雨坐龙慵，共怨天公不怨龙。今朝一雨聊自赎，龙神社鬼各言功。”（《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这是苏轼唱和李邦直的祈雨诗。
明眼人一看，就有借题发挥的成分，可能对于一个文人，这只是发了一些无端的感慨。但在日后的《乌台诗案》中，却被人指出苏轼是在讥讽当朝的大臣们尸位素餐，不能燮理阴阳，使人因此去怨恨天子，执政大臣及百执事们好比是“神龙社鬼”。
此刻沉浸在与弟弟团聚的开心旋涡里的苏轼，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东西，仍是在自己的属地内，做着游山玩水并借此体察民情的生活。
弟弟子由与李邦直也成了熟人，彼此也唱和了多首。
正好梁先（字吉老）来徐州想从学于苏轼，此人通经学，小楷书学的是欧阳修，颇为精绝。提到共同的恩师欧阳修，二人算是旧相识，苏轼就作诗勉励他要笃实发愤，以便早日成名。
就在苏轼还沉浸在到任徐州之初的懵懂之际，一场巨大的考验悄然而至。熙宁十年的七月十七，黄河水已从澶州曹村埽决口了。
埽（音臊），是古时候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器材，用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扎而成，还指用秫秸修成的堤坝或护堤。因此可以大致判断出，澶州的曹村一带绝非黄河大堤固若金汤的地段。
徐州的百姓尚不知道，三十四天后，洪水将抵达徐州城下。
在这一时间段里，和徐州百姓一样被蒙在鼓里的苏轼，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于游览唱酬、人情往来。
先是在晋人江左僧索靖的书贴后题了跋，再就是应驸马王诜之请，为他建在驸马居舍东面的一座专门放置收藏字画作品的宝绘堂作了记。
在《宝绘堂记》里，苏轼认为，事物之中最可喜且能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画了。然而到了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就得不偿失了。面对自己喜爱的书画，要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就愉快地接受它，等到它消失（失去）之后就不要再记挂它了。
苏轼觉得，驸马都尉王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想切磋，平日里不喜美食，弃绝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如今又在私宅的东边建了宝绘堂，用来储蓄自己全部的书画。
苏轼担心他会产生像自己年少时对书画那种本末倒置的偏爱，就在这篇记文中告诫他，希望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好友刘敞之子刘奉世（字仲冯）要进贰西府出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苏轼致简为贺。
郓州须城人梁焘（字况之）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徐州回汶上，苏轼与弟弟冒雨为之送行。之后，苏轼还带弟弟泛舟于汴泗之上。
至于徐州李邦直所造“快哉亭”，苏轼为何以“快哉”名之呢？
据《辞源》解释：亭者，有顶无墙之建筑也。亭子一般有两大妙处：一是赏景，二是临风。
赏景则是外在观感的延伸，临风则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一般站在亭台之上，由于没有围墙的遮拦，能够极目远眺，自然首先以赏景为主。苏轼登亭临风，他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由“亭”而“风”，由“风”而“快”，这或许就是苏东坡为亭命名“快哉”的原因。
然根据苏轼和苏辙的诗文，“快哉亭”应该有三处：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黄州快哉亭。
临风称快而曰“快哉”，并联想到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说也并不是从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的，苏轼在与三处“快哉亭”相关诗文中，都提到“兰台”“风有雌雄”的内容。
只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仕途之凶险，所以他对“雄风”与“雌风”之说还没有多少深究之意。
这期间，苏轼还同徐州酒税吴琯（字彦律）、徐州教授舒焕（尧文）、当地人郑仅（字彦能）一起分韵赋“快哉此风”。郑仅正是因为与苏轼的这次出游，被苏轼称之为“良士”，始为世人所知。
彭城令颜复（字长道）将要赴阙（入朝陛见皇帝，等候安排），苏轼写诗送行，并让颜复给老朋友王巩捎去一封书信，想邀请王巩能在今年的重九之日来徐相会。
王巩是个标准的官三代，有隽才，擅长作诗，苏轼赞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况且王巩还是恩师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师时，苏轼与王巩就有交情，现在自己常年外任，思念老友之心是与日俱增。
颜复为颜太初（凫绎先生）之子，乃“复圣”颜子第四十八世孙。
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小颜想让苏轼给景佑诸公送给其父“凫绎先生”的诗稿后面题跋。苏轼没有想到，在“凫绎先生”故去后，还会与其子颜复一见如故、时常交游。
苏辙自从随兄长来到徐州，转眼已经百余日。
苏辙今日就要回归南都了，临近相别，兄弟二人会宿于逍遥堂。
在逍遥堂里，苏辙想起幼年时期跟哥哥子瞻一起读书，一天也没有分离过。等入仕之后，常常是四处为官，聚少离多。
有一天，当苏辙读到韦苏州诗中“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不免感慨万千，于是相约能早日退隐闲居，吟诗作对。
哥哥最开始在凤翔做判官时，曾经留自己一首诗，说何时能在下雨的夜晚再一起听雨。后来，他去了杭州，而自己一直滞留于淮阳、济南，七年未曾得见。这次在徐州时才得以朝夕相处了一百天。此时就住在逍遥堂，苏辙又想起十几年前夜雨对床的誓约，特作小诗两首。
其中有“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一》）句，风雨声竟使苏辙误以为实现了“夜雨对床”的盟约而高兴，甚至忘怀了眼前兄弟二人不过是漂泊在彭城，该诗道尽了兄弟二人生死难离的血肉亲情。
夜宿逍遥堂之后的日子里，苏轼又带着弟弟一起游览了台头寺的石经院和云龙山，分别题诗与留题，还带着苏辙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了隐士张天骥。
云龙山，因时常山出云气，蜿蜒如龙，故名。
张天骥 ，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又称张山人。此人不求闻达，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常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以躬耕自资，并奉养父母。
苏轼早年也曾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加之仕途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相处十分投洽，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到张天骥的放鹤亭饮酒，张山人“提壶劝酒”，倾心相待，苏轼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已七十四岁高龄、隐居潜山的王景纯来到徐州游历，在徐州住了三天，给苏轼传授了一些神秘的炼气之术，苏轼回赠以诗。
这位王景纯名气不小，他曾任藩镇幕僚，辞官之后隐居于长子县（今属山西长治）城南五公里处的潜山，当起了私塾先生。按说这样的人生并不算精彩，可他有两个非同寻常的儿子：大儿子王曙（字晦叔），官至北宋宰相，是寇准的女婿；二儿子王映（字益柔），官也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
熙宁十年，又到中秋，苏辙在徐州也效仿哥哥赋了一首《水调歌头》，也许是苏辙“自小旷达，天资近道”（苏轼语），所作的中秋词现在少有名气。
倒是苏轼一口气连作三首：《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中秋月》，并将这三首分别以阳关曲歌之的诗凑成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
你还不能不服，苏轼信手拈来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以朗朗上口的语调，以及对人生别后重逢与聚散无常的感叹，再次为后人们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