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统一带来的是界限的模糊，其影响了人对事物判断的立场和视角，用礼法还是用法律？这是个问题。
传统理学，朱夫子讲“法者，天下之理”，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天理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其同礼法紧密结合。这时的法律主要作用是辅助教化——“弼教”，同时通过乡约、族规将法律的权力下放到基层，形成“国法——家法”双层治理体系。
明律极大程度体现了理学的观念。刑法方面，继承唐代的“十恶”，将违背三纲五常的行为列为不可赦免之罪；同时又突出同罪异罚的等级制度，“尊卑有别”，尊长杀卑幼从轻，反之从重，主杀奴最多不过杖刑，反之凌迟。
再细一点，将视角看向基层，官府默许宗族用宗法处置族内纠纷，可用私刑，所以有时女子通奸之后被沉塘是理所当然，是有思想、制度两方面支持的。
而在某些方面规定更为特殊。
但这里只讲土地一点，明律《户律.田宅》明文规定，土地买卖需先问亲邻，亲邻不要方可外售，这里讲的是朱熹的“族田共守”原则。
这条规矩看着挺合理的，亲邻先买权从唐代就有雏形，在宋代制度化。它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通，维系了基层稳定，用砖家的话来说，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但请问它防止了他人强权侵占自己土地了吗？抑制了土地兼并了吗？
答案是没有，相反被豪强士绅利用，用低价强买土地，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之所以士绅能够低价强买，就在于外人在这样的礼法情形下购买、售出这种土地的成本极高，名为保护，实为打压。
俞鹤伦提到的义仓、义田，虽然明律鼓励不买卖，但现实情况下通常被管理者私吞典卖，至于管理者是什么人，反正不是贫苦百姓。
更为特别的是北方宗族势力弱，南方宗族势力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却在江南，天生的地理禀赋让人生羡。
在这样的礼法环境下，亲邻买卖权导致了土地的产权不清晰，抑制了资本积累。
而经世学派将私纳入公，打破了这种基层乡村体系，同时为商业买卖提供了理论依据。
俞鹤伦的讲法就是他们买卖河船是个商业行为，在当时的买卖情形下他们无法预知未来，作为天下中的一个小小个体，他们既无法保证买家买入后船只保值，也不期望船只升值。
这符合经世学派的观点，但不符合理学的观点，都察院在俞鹤伦揭开这个疤之后，判案就已经只能偃旗息鼓了。
但是理学之所以挑起事端，在于买卖三百石河船属于中等小富以上家庭才能掺合的买卖。而在这场风波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就是地方上的士绅，因为这帮家伙的榆木脑袋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这不是河船行业的简单价格波动，而是洗牌。
他们在遭受损失后，无法诉诸商业行为的有无违法，只能从维稳角度向朝堂诸公施压，期望于皇帝出于自身统治的角度支持他们。而胡之问为首的理学门人必须支持家乡士绅的行为，在朝堂发声，即使会挑起同经世学派的争论。
但贾琏要俞鹤伦用这种策略，在谢鳞看来很类似于贾琏在嘉祥末年春秋社刚成立的时候采取的策略，嘉祥二十二年到嘉祥三十五年前后不过十三年，当年辽东浴血活下来的军士，再活过十三年的有很多。
贾琏通过对当年京营退出军队的老兵的关怀，同落户在京畿地区的京营士兵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在他祖父老国公还未死之前，身边就簇拥了数百人，愿为贾琏前驱，从而获得了老国公的越代授权。
五虎中的其他人也效仿贾琏，同地方落户扎根的士兵家庭建立密切联系。
到隆兴元年以后，这种联系开始扩展到不属于他们派系的地盘上，到如今，以春秋社为媒介的地方乡村军士互助会开始在南北方得到普遍推广，互助会的内容包括经济上的无息借贷、婚丧嫁娶费用报销、提供免于上官欺压、讹诈的保护、生病的医疗费用补助等等。
当然，谢鳞并不是很清楚，这不是他负责的方面，互助会的具体事宜由文郦、蒙恪负责。
到目前为止，互助会还没有放到明面上。贾琏很清楚这种扎根地方的行为同理学体系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不容的，双方的行为本质上是在争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权。
他通过河运打击地方士绅的行为是有利于互助会的壮大的，他在信中告诉谢鳞要求他通过今天的朝堂辩论从士人中寻找在辽东战后可以合作的朋友或者说必然会成为的敌人的人。而最坏的一种情况是，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么等待天下人的将是最为糟糕的结果，互助会在那时就会成为一把刀插到敌人的脖子上，如果贾琏认为必要。
互助会被士兵家庭广泛接纳的原因在于贾琏为其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是有利于他们的，至少对比来看。
一是当他们身处理学的传统乡村社会中时，受到士绅豪强欺压可以谋求互助会的帮助，以对抗地方官府的不公待遇，同受益于儒家理学思想的人们获得同等的博弈环境；二是在军营中，基层士兵受到上官剥削时，可以通过这条渠道寻求上层勋贵将领的帮助，相应地贾琏他们等勋贵阶层可以绕过地方军头获得同地方军队的联系。
当然直到现在这个过程都还在缓慢地实施中，但效果很好，所需的只是时间而已。
谢鳞如此想的时间里，殿中的辩论已经转化为士人内部的理念之争，俞鹤伦几乎没有插嘴，只是看着韩恪同顾岑的辩论，在俞鹤伦看来二人毫无新意，都是前贤遗智。
谢鳞在结束胡思乱想后，通过观察内阁大学士们的反应，确定了敌人是谁，至于别人是朋友还是敌人还有待甄别，但有人已经露头了。
辩论持续到殿内众人肚子发饿才结束，隆兴帝询问了李嵇的意见，最终是无疾而终。
李嵇认为漕运勋贵的行为难以判断是否有违法律，而老夫妇一案其子不幸的关键在于后面的五百石船只购买以及高利贷问题。
应当由都察院调查的高利贷放贷人作为本案的定罪对象。
隆兴帝没有反对，只是要求内阁尽快平息物议。
至此，案情进入后半段，漕运勋贵的买卖河船行为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礼法界限而宣告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