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瓦斯爆炸事故的性质特别恶劣，引起了高层的震怒，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相当严厉。
古城矿务局局长书记被撤职，分管生产和安全工作的副局长，以及陈村矿矿长书记等数十人，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罪、玩忽职守、渎职、受贿等罪名，被判入狱。
受到追责的人中，最悲催的非甄荣莫属，他花了那么多心机，费了那么大的劲，强行插队上位，仅仅当了半年多书记，却因为这起事故被一捋到底，被要求按照普通干部的待遇提前退休。
人世间，有很多事真的很难预料。
半年多前，甄荣要不是下手那么狠，抢的那么凶，矿务局书记的位子根本轮不到他，那他就不会因为这起事故被波及，至少还能在纪委书记岗位上再风光几年，退休待遇将会比现在好很多。
和甄荣的悲催比起来，局党委副书记郭民选，无疑是这次特大事故中的幸运者。
如果不是因为甄荣暗地里使阴招、下绊子，抢了本该属于郭民选的岗位，这次黯然下岗的肯定是郭民选，而不会是甄荣。也就是说，插队到郭民选身前的甄荣，事实上替郭民选顶了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郭民选逃过一劫。
真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相随。
局长书记双双被拿掉后，上级从外单位空降了一名局长，同时把原来的副书记郭民选扶正，很快重组了古城局的领导班子。
这种情况，属于组织部门的常规操作手段。为了保持稳定，保证各项工作的连续性，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很少同时使用两名不了解情况的外来干部，因此让处在最有利位置的郭民选，轻轻松松捡了个漏。
4-11事故，对古城矿区煤炭生产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处理了一批责任人宣告结束，而只是刚开了个头。
事故的救援和善后工作结束后，国家层面的专门工作组撤走了，河西省以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名义，派出的庞大的督导组并没离开，而是对古城矿区所有的煤炭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多月，拉网式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排查期间，所有煤矿都不许生产。
排查中，督导组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了几条行政命令，一是要求古城矿务局将下辖的非国有性质的小煤矿，半年之内全部关停并转，一个都不许保留。二是宣布关闭了三十多家安全条件差，开采范围和大矿井田距离比较近的小煤窑。
政府异常严厉的监管措施，导致古城地区出现了无煤可用，煤价暴涨的情况。
作为全省产量最大的煤炭主产区，古城县有大量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光是大型火力发电厂就有三座，正常情况下，仅仅这几个电厂的日耗煤量，就超过了一万吨。
从四月十一日开始停产，还不到当月底，古城境内所有煤矿的存煤，都被三个发电厂一抢而光，甚至各家贮煤场的地皮，都被电厂齐齐铲掉了一层。
飞龙洗煤厂是按单班生产，月产精煤一万吨的规模建设的，投产以来，由于只入洗了单一的炼焦煤，产能利用率连一半都达不到。改为三班生产后，只用了十多天时间，便把厂里之前库存的原煤全部加工了精煤，然后开始改洗动力煤。
由于生产过程中的地质条件不可能一成不变，不管大矿还是小煤窑，开采煤炭时，或多或少都会从井下运出一些劣质煤。
这些劣质煤不是没有利用价值，而是由于矸石含量高，发热量达不到电厂对煤炭质量的要求，没人要而被生产单位抛弃。
附近的煤矿全部停产，电厂买不到燃料，又不愿支付高昂的运费，从外地运煤进来，而且对于煤炭这种低价值的大宗物资来说，通过公路长途运输确实也不划算，于是它们打起了当地小煤窑，此前丢弃的劣质煤的主意。
从四月底开始，榆树坪周围的山上，刮起一股抢购劣质煤风潮，很多小煤窑堆积了多年，发热量在三千大卡左右的劣质煤，一时间成了抢手货，竟然每吨也能卖出二十多块钱的高价，让不少煤窑的老板，发了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
和闻风而动的电厂采购员比起来，我对劣质煤下手的动作要快的多。
把从两个煤窑来调来的民工的吃住安顿好，洗煤厂开始三班生产后，我便开上那辆看起来破旧，但相当给力的老Jeep，带着申小涛和郭小虎，用了三天时间，把周围几座山上数百座小煤窑堆积的劣质煤堆，齐齐看了一遍，发现质量稍好，有入洗价值的，当场和老板商量价格买断，然后马上组织车辆往洗煤厂转运。
当到了月底，几个电厂迫于无奈，开始大量购买劣质煤时，飞龙洗煤厂的院子里，已经被将近十万吨劣质煤堆成了煤山，而且天天还有拉煤车继续往厂里拉劣质煤。
由于下手早，我买的劣质煤价格非常低，平均下来只有三块多，加上运到洗煤厂的运费，成本也不会超过十块钱。
把炼焦煤洗完，把场地腾开后，洗煤厂立即转产，开始用劣质煤生产优质的动力用煤。
动力煤比炼焦煤好洗，只要把煤炭中的矸石剔除掉就行，不用考虑其他指标，原煤入洗量比加工焦煤要高一倍。
火力发电厂的锅炉，对入炉煤炭质量的要求不高，但光烧劣质煤肯定不行，不但把水温烧到规定的温度很困难，还容易出现熄火情况，所以必须搭配使用一部分优质煤炭，这时候，飞龙洗煤厂用劣质煤洗出来的，发热量达到六千大卡的特优动力煤，就成了古城县三个发电厂争抢的香饽饽。
我对卖给电厂的精煤定价不高，每吨一百五十元，虽然三家竞相抬价，都想在每天有限的供应量中，多分走一部分，但我一直都没涨价，坚持把洗出来的精煤，平均分配给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