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学士新进名额决定后，紧接着朱由校又直接升了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而杨嗣昌则替为兵部左侍郎，依旧替卢象升代管兵部日常事务。
对于孙承宗和孙传庭还有王在晋也仍然挂着兵部尚书和左右侍郎的职衔，但并不负责兵部事务，而是依旧替朱由校总制三边军务。
而驸马都尉巩永固却正式实授了户部左侍郎的官职，且主要管理皇家工业公司和皇家银行，当然皇家银行依旧是由胡寿春直接负责。
不过，这也算是朱由校开了让勋戚担任朝中官员的先河。
之所以这样做，自然也是跟皇家工业公司带来的利润已足以抵得上半个国库收入的原因有关。
而朱由校将这个新兴的且肥的流油的行当交给勋戚来主导，却也算是对这些勋戚的拉拢，日后对文官乡绅集团全面开战时也不至于陷入孤立。
茅元仪回到归安后就立即开始了对归安织机的制造，并立即成立了皇家织造局，且花重金趁着丝绵等原材料还未上涨前大肆购买。
江南的商人们没谁在乎新出来的这个皇家织造局会给他们的买卖带来什么影响，毕竟此时的皇家织造局看上去规模小得很，在动辄每天都有上千织工工作的大型织造作坊的他们而言，这样的小作坊是成不了的气候的。
因为他们大作坊可以让丝织品的价格定的很低但却能获得大量利润，而小作坊能办到吗，若是价格低了，所取得利润自然也跟着低，只怕也维持不了几天就自己倒闭掉。
不过，皇家织造局在织造出第一批丝织品后不但没有因为有“皇家”二字而提高丝织品的价格，反而直接比市面上的价格低了整整一半。
有的商人在《大明日报》上撰文嘲笑说皇家织造局这是在赔本赚吆喝，故意坑朝廷的银子去肥了自己的腰包。
但也正因为皇家织造局降低了丝织品的价格，而使得许多人都来皇家织造局购买，如此一来，那些大作坊的私人老板们的买卖反而下降了下多，他们也只得跟着降，并因此缩小了利润空间。
许多商人开始不满，都很是埋怨皇家织造局，且都说它要自己亏就自己亏何必降价还得整个织造行当的人都跟着吃亏。
甚至，因为这事，浙0江道的巡按御史还借这《大明日报》的内容直接风闻言事，弹劾皇家织造局扰乱织造行当的秩序，使得百姓们因此而受到了伤害。
京城的朱由校收到后并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他自然知道一旦皇家织造局在江南丝织业打开局面就必然会遭受到传统商人的反对。
但现在朱由校要做的是让通过建立国家垄断的公司去掌控大明的财政，所以他必须偏袒自己的皇家织造局。
那位巡按御史最终还是被罢职，而皇家织造局也没有出现其他商人所预料的不出几个月铁定赔本的结果。
皇家织造局自从用了蒸汽动力作为丝织品工作的主要动力后，对丝织品的改革推动就已经开始，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润却大幅度提高，但在市面上的价格却也跟着降低，而也正因为此，便有了更多的百姓能购买起布料。
这就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后带来的好处，不过这样一来，也带来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许多的传统织造作坊因此而破产，大量的织工面临这失业的问题，许多本来没有土地还可以活下来的工人因此又要面临生存的危机的。
在不知不觉间，整个大明的危机就不仅仅是只有农民无地可种的问题还有大量市民无工可作的问题。
当然，现在的皇家织造局同皇家玻璃厂一样所带来的利总体上还是大于弊的，毕竟每个月数百万两银子的进账对于曾经贫穷的大明皇帝朱由校而言，总算是能够好好的干几件花钱的事了。
朱由校也意识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减少并使得大量无地平民更加难以生存的问题。
因而，在成立皇家工业公司的玻璃银镜厂和皇家织造局后，他又将工部的营缮司改组成立了皇家工程局。
而皇家工程局则直接由刚刚回京的工部尚书霍维华负责，霍维华在天启七年到天启八年间几乎一直在外负责各处的水利的疏浚工程，因而对于组织民工和筹划基础建设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朱由校给霍维华讲解了何为皇家工程局且和以前的营缮司有何不同后，霍维华倒也明白了其间的含义。
按照朱由校的意思，就是要让皇家工程局负责整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即继续扩大对整个大明的基础改建工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把赚到的多余的钱都花出去，花出去的方式自然是通过基础建设发放到付出劳动的百姓们手中，另一方面自然是解决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在国家的主导下，被大乡绅们囤积在民间的财富开始流通了起来，并真正使得大明开始真正获得了经济发展后的好处。
而且，这些好处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军事和科技方面，也不只是让官员们明面上的收入得到了提高，在民生方面也让老百姓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许多好处。
仅以京城为例，顺天府在每条京城主干道上每隔段距离就修建了由琉璃瓦和水墨砖砌成的看上去与普通民居无异的公共卫生间，且五城兵马司还专门组织了无业百姓们去负责清扫大街和这些被现在大明百姓叫做“方便府”的公共卫生间，使得整个京城的卫生状况得到大为改善。
当然，京城卫生状况能改善在于这些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提高以外，还跟兵马司的人加大了对随地吐痰和随地大小便的处罚力度。
同时整个京城的排水系统也被从新大修了一番，使得整个京城的街道环境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即便是下雨天，整个京城也没再出现积水影响人们出行的情况。
这些自然也开始在其他城市得到推广，首先是京畿的几座大城，如通州、保定等地。
甚至，最远到了济南，也开始进行了城市系统改造。
而这一切自然也为后来的抗击席卷整个华北的瘟疫打下好的基础。
同时，因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出现，许多百姓的生存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也因此，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往京城等大都市挤。
据顺天府报告，光是在天启八年夏季季度，整个京城就增加了百姓十多万人，而且与往年不同的人，其中有很多不是因为逃荒，甚至还有卖地而来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