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小梦再次离家出走。被警察找到后，她坚持不见家长、不回家，只接受见社工。警察把小梦送到了张南南所在的社工机构。张南南安排一位女社工与小梦同住，提供24小时陪伴。
小梦是一个反复离家出走的少女，也是一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张南南是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2022年9月，张南南接到当地检察院的委托，为小梦提供被害人救助，包括心理支持服务、复学等服务。案发时，所有人都不知道，由于长期缺失监护，小梦此前遭受过多次性侵。
在这一次离家出走后没多久，小梦就执意要跟网恋男友回家。张南南听说后，便打印了一本《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预防犯罪的资料，拿着睡袋，陪着13岁的小梦来到她的网恋男友家。
张南南询问网恋男友，是否知道小梦未满14岁。男生先是惊讶，后又说可以等。张南南让男生把她带来的资料全部看完。三天后，两人分手。
“未成年人保护就像搭积木，一块位置缺失，就会满盘皆输。”有司法社工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数据显示，5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仅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5%。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儿童性教育、性侵预防等项目取得较好的进展，但被性侵儿童的救助和权益维护方面，却存在空白地带。
有专家指出，未成年人被侵害后期救助极为复杂和敏感，不仅涉及法律层面的保护，还包括心理疏导、医疗援助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逐渐完善，在保护链条上，不仅有公安、检察官等力量，还有社工等社会组织。他们尝试陪伴孩子们，重新与正常的生活链接。
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张南南接到委托后，到被害人家中进行走访。 受访者供图
隐秘的伤害
小梦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2岁，出走后接近一个月，她的妈妈才从外面赶回报警。警察找到小梦时，发现她与一位成年人同居，并被性侵。
办案人员对小梦展开询问，等了快一天的时间，她一句话都没说。小梦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再组家庭长居外省，母亲外出务工，她一直由姥姥姥爷照顾。
在办案检察官介入劝导下，小梦最后终于愿意透露自己的被害经历，但她的状态让检察官很担心，检察官当即委托社工对小梦展开被害人救助工作。
张南南在接到检察院的委托后，立刻与小梦和她的父母取得联系。第二天，张南南就和小梦见了面。随着交流的深入，张南南感受到了小梦的内疚和愤怒，她小心翼翼地向小梦了解这种感受背后的原因。
小梦说，“如果这个人该抓的话，那些混蛋不更应该被抓起来吗？”张南南心里一惊，她猜测小梦遭遇的伤害远不止于此，随即报告给检察官。
在小梦看来，那位施加侵害的成年人会照顾她的生活、给她买吃的、带她出去玩，反而成了“关心”她的人。
无法在家人面前说出的伤痛，小梦在社工面前慢慢说了出来。
小梦第一次是被所谓的“男朋友”强制发生性行为，那时小梦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和谁去说。
第二次是在朋友家打牌，被多人强制发生性行为。那些男生，都是附近街区的未成年人。被伤害后，她本能地逃离了熟悉的街区，后被那位成年人收留。
隐蔽性强是儿童性侵案的特点之一。学界的共识是，大量的案件因受害人没有报案而隐蔽着。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监护缺失，有时候也是侵害发生的背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教授何玲曾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近年来的性侵儿童案件成因，绝大多数都是因监护缺失导致的施害者临时起意，而非有计划的蓄意犯罪。
针对小梦提到的两次伤害，如果继续调查，意味着还要进一步的取证。张南南提到，理想状况是一次性取证，但有时候被害人不会一次性讲出所有的受害经历。司法社工参与后可以缓解孩子的紧张感，给予情绪支持，用符合孩子年龄阶段特点的表达方式引导孩子提供信息。
在询问阶段，张南南提到，如果用“为什么你没有报警？为什么你没保护好自己？为什么是你？”这样的句式，会使很多未成年人觉得是自己的错，从而不敢说出自己遭遇的侵害。
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张宜鹏介绍，作为青少年保护的社工，他们需要努力和孩子沟通，耐心等待她们的沉默，反复跟孩子们强调，她们的想法都是重要的、是值得被尊重的，从而给孩子们信心。
她曾遇到一个案例，女孩冬冬被母亲的男友猥亵，因担心影响家庭关系，她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有一次母亲和男友吵架，冬冬才告诉了母亲。在气头上的母亲报警，但由于时间太久、证据不足，最终难以立案。而心情平复后的冬冬母亲开始怀疑冬冬是否胡编乱造，也并没有和男友分手。张宜鹏介入后发现，冬冬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她不断告诉孩子，没有立案也并不代表是自己错了、对方没有问题。
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张南南和马金梅对被害人家属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受访者供图
破碎的家庭
在长期服务中，张南南开始了解到，小梦家庭监护缺失且监护不当。小梦的妈妈总是用错误的方式去管教孩子，而爸爸则常常只是口头关心。多年来，小梦的姥姥姥爷负担她所有生活照护，父母很少提供抚养费。
随着案件调查一起出现的，不仅有小梦妈妈的指责，还有附近邻居的流言蜚语，“一个未成年少女，跑去和陌生人住一起”“一天到晚不回家，在别人家到处留宿，成什么样子。”
小梦时常告诉张南南，比起谣言，最让她受伤的是她妈妈。有时候深夜，小梦会拨来电话，让张南南听她妈妈所谓的“教育”，大多是“你这么点大你就干出这些事情来”“行为不检点，让我们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等类似的话语。
在一个“熟人社会”的社区，小梦的亲戚们纷纷上门“出主意”，施害人的家属们也“想来求得谅解”。这无疑给小梦再次造成伤害。张南南去小梦家总是看到小梦躲在小房间，门窗紧闭，一个人对着墙发呆。张南南不得不为小梦申请了三周的临时监护，带着她住在所在机构的员工宿舍。
张南南还发现小梦妈妈在金钱方面“不对劲”，她将这些发现告诉了检察官。检察官约谈了小梦妈妈和更多亲人，才得知她挥霍了本该用于小梦上学和治疗的司法救助金。为此，检察官为小梦变更监护权，由小梦的姥爷负责监护。
张宜鹏也在走访冬冬的家庭后，评估到母亲监护存在缺失。当地检察院随即向冬冬的父母发送了家庭教育令。
在未检检察官封雪的观察里，涉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其案发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咎于被害人的家庭监护缺失，比如家长是否关注到孩子情绪上的变化，是否倾听孩子在学校遇到的困难等，是否了解孩子接触的人和信息。其次，性教育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崔永华教授曾提到，“对于孩子来说，发生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周围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应对方式。”父母一定要及时向孩子传递出：这并不是你的错，爸妈会保护你不再受到任何伤害，你依然值得所有人喜欢。
事实上，在缺乏外界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不少父母自身也往往很难消化和理解事件所带来的伤害，甚至产生应激反应，更不用说给被害儿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张南南遇见过一个女孩，侵害发生后，女孩的父亲和侵害者打了一架，直到有朋友告诉他，他才知道侵害事件得报警。
深圳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王琴提到，社工们常常会在晚上接到案件委托的电话，这时往往是家长已经下班，全家人洗完澡准备睡觉，孩子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才告诉父母。
“没有告诉家人”也是未成年遭受侵害后常常会出现的状态。张宜鹏分析，孩子这时候的心理会非常复杂，比如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恐惧破坏亲属关系；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儿童尝试揭露受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
当一些较小的小孩遭受侵害时，父母的处理方式则直接决定孩子的记忆和感受。
3岁多的西西平时跟着妈妈，偶尔会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一天晚上睡觉前，妈妈发现孩子的贴身秋衣穿反了，奶奶也很疑惑，说孩子并没有睡午觉。一番询问下，孩子说邻居大爷摸了她。原来，西西被邻居大爷以带出去玩为借口，带回家中实施了猥亵。
西西的奶奶得知后非常自责，在家以泪洗面。张南南受到委托后介入，她告诉西西的家人，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想，取决于现阶段家长怎么做。
黄燕也是深圳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她提到，要用小孩能听懂的方式告诉她“什么是猥亵”，比如哪些是隐私部位，不能让别人摸，遇到别人的触摸或一些感到不舒服的动作，应该拒绝或者告诉家长。如果父母还是难以说出口，也可以由社工来和孩子沟通。一直瞒下去，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除了自己被猥亵的创伤以外，还会因为回避的态度，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谈论的事，是自己给家里丢人。还有一些孩子在目睹家长一次次情绪崩溃后，反而责怪自己说出了真相，让自己最爱的人痛苦。
要处理的课题。王琴说，有一些创伤严重的孩子会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她们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一个人出门，一定要父母陪在身边，也不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黄燕提到，保障基础生活是被害人救助的初级目标，个人的内在成长则是更为高级的服务目标。
孩子们也能发展出自己的应对方式。黄燕曾遇见过一个“抗逆力”很强的女孩。15岁女孩佳月，因为网络交友线下见面时被侵害，自己报了警。黄燕在一站式取证中心见到佳月时，能察觉出她的难过，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积极”的另一面。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案发地点没有监控，嫌疑人也不承认，由于证据存疑，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随后佳月确诊了抑郁症，并休学一年，其间黄燕持续在跟踪。佳月告诉她，“那件事发生得很突然，父母没有教过，学校也没有教过。”佳月还告诉黄燕，她想要上高中，如果一直沉浸在伤痛中，对自己是不利的。
黄燕感受到了佳月改变的意愿，为她联系了心理医生等资源。直到佳月复学后，她告诉黄燕，老师和同学们对她此前的抑郁症都有不好的评价，但她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黄燕惊喜地在佳月身上看到了反击能力和不断向好的迹象。
这要求社工服务的时间足够长。而长期服务直接指向的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
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尽管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依然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费用，例如场地租金、人员雇用、差旅费等等。另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但在实际情况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会持续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案件审理结束后的干预，同样重要。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曾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体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维度。前者由政府组织、司法机构、学校等提供支持，后者来自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关系人以及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相关社区、社会工作组织等提供的支持。
在正式支持中，封雪从工作中感受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已经展开。
2018年，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署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协议，由共青团培育、扶持青少年社工服务机构，协助检察机关组建合适的成年人队伍、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建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促进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服务有机衔接，成为共青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
慈善机构则是非正式支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6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全国各地12家在司法社工领域从事未成年人专业服务的社工机构，共同发起“云开计划——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务联合行动”。这项计划是由基金会出资资助社工机构接到的个案委托，项目也面向公众筹款，还会开展社工培训等活动。张南南、王琴等人所在的机构都是云开计划的参与机构。张南南提到，云开计划的宽容度相对较高，根据个案的服务项目和时长进行拨款，能够有效地拓宽社工工作的范围。
结案后，张南南还是会定期问问小梦最近的状态。小梦明白张南南的担心，她的朋友圈从来对她开放，偶尔路过社工机构时，小梦也会留言打招呼。
如今，张南南觉得小梦渐渐找到了生活的掌控感。她会定期去夜市摆摊，赚点零用钱，偶尔还会去宠物店帮忙。
今年年初，伤害小梦的嫌疑人都得到法律的制裁。小梦得知后给张南南发消息，“身后有你们，让我给足了自己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