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裕仁天皇接着的话脉仅谈了倒台的原因，而没有谈及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但日本裕仁天皇确实有权让东条英机内阁倒台。
日本裕仁天皇在此节中还谈到“我的心情无法通过东条传达至全体官员，也无法传达至国民”，但原因不是东条英机凌驾于日本裕仁天皇之上，而是“东条英机兼职极多，极忙”。
在“东条英机其人”中，日本裕仁天皇谈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上奏要求取消天皇的“裁可”之事，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由于日本政府内部有异议，东条英机不再兼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一职，东条英机便向伏见宫咨询由后宫淳续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一职，但是伏见宫认为不妥。
在东条英机向报告时，日本裕仁天皇表示：“元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更有分量的人选的建议? 东条英机退下后却错送来了后宫为参谋总长的上奏，我还是裁可了，东条英机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意思，所以不拘于我已裁可，旋又奏请取消有关参谋总长的上奏，推荐梅津，东条英机这样取消裁可的上奏不仅没有前例，也没有后例。”
从这件事情上，其实就可以发现，日本裕仁天皇不仅是明令有影响力，就连日本裕仁天皇心中的“意思”对日本政府和军队也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小矶内阁后日军连连失败，陆海军矛盾日益尖锐，小矶最后被迫辞职，续任人选之一的铃木贯太郎本来是不肯出任首相的，后来经过日本裕仁天皇出面交流后才转变态度出任首相，所以说，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或者试图拂逆日本裕仁天皇的意志。
和纽伦堡审判被不断提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自从审判结束后，便在西方世界基本已经从公共话语中消失，只有少数学者发表了有限的论着。
其中最着名的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麦尼尔的《胜者的正义》，此书撰着的原因是作者麦尼尔对美丽国越战政策的强烈批判，但这一左派立场却成了日本右翼的援军，这让作者麦尼尔自己都始料未及。
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近年西方开始有较多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日本近年的研究着作多从历史的角度不同，博伊斯特、卡莱尔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之再评价》对东京审判管辖权之争等法的问题，尤其是东京审判对以后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刑事法庭等战争犯罪法庭建设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日本的学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也有几位学者从历史意义的高度对进行了评价，其中，一老一少两位日本学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一位是荒井信一，一位是户谷由麻。
荒井信一年近九旬，在长期致力于日本战争责任等问题研究的同时，荒井信一还担任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和韩国以及朝鲜文物归还委员会的代表，在行动上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在身体力行。
户谷由麻则是生长在日本，学成于西方、在美丽国任教的学者，她的《东京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法和正义的追求》的英文版和日文版分别由美丽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和日本的书房出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之争就是法庭检、辩两方的争论，如果说今天仍然主张“胜者的正义”的否定派大体继承了审判时辩护方的衣钵，另一方“超越”论者已与当年“文明的审判”主张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今天“左派”的观点，也已非复当年对东京审判的高度评价可比。
荒井信一的观点，反映的是日本“左派”的典型立场，荒井信一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只占受害人数一成的西方国家却占了东京审判的七成法官，“殖民地宗主国代表占多数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法庭，没有成为直接审判加诸当地民众受害的场所”。
第二个是没有以反人道罪起诉日本，“对战后赔偿等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影响”。
第三个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提前结束，使大量本应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嫌疑人重回政界，而且“给了日本保守领袖以免罪意识和被害者意识，不久就酿成了大骂‘东京审判史观’的氛围，以至于反而将追究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的论者视为加害者”。
荒井信一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论述了美丽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地宗主国”对罪行的选择性审判，并列举了应审而未审的美丽国对东京等日本城市的轰炸和日本对华夏城市的轰炸以及日本对华夏实行的细菌战、化学战。
户谷由麻的报告，则是细致回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过程，认为研究日本战犯审判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审判功罪的考察来检讨我们自身的司法意识”。
户谷由麻认为通过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研究可以看到，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司法权力”和如何“实现正义”，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可以考察对适用法、司法手续、被告权利、个人刑事责任的司法理论等问题的探讨，启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司法权力”和“实现正义”这一人类的普遍性难题。
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的否定派的主张在后来不断的强化，这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但是，也不能否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确实还留下不少待解的难题。
其中法庭判决与个人责任，或者说判决书所述与个人责任的相关性，从法的角度看确实还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这是“胜者的审判”论至今未休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