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脚走了一只虎，后脚又来了一只狼，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闻风而来。大约在2008年时，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伯希和的旅途笔记，其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
伯希和对蒙古、突厥、伊朗等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当熟悉，是个语言天才，能流利地说十三门外语，特别是汉语，讲得非常地道，从1906年来到中亚后便一直没有离开。当时他正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叫载澜的皇族送给了他一卷敦煌古写本，后面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跋，立刻认出这是8世纪的古物，急忙打听来处，这样就知道了敦煌、藏经洞这些信息。
虽然只是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但是极为敏感的伯希和立刻意识到遥远的敦煌必定有一个大宝库，于是风风火火地纠集人马杀了过来。1908年2月25日晚上6点，他们来到千佛洞，可惜王道士不在，所以只能忍耐下来。
接下来，他便住在敦煌，每天等着王道士的到来，同时四处收集有关的情报和流出的经卷，很快就断定，藏经洞是一个天大的宝藏。王道士回来以后，伯希和凭借流利的汉语，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在3月3日那天用王道士的钥匙进入了藏经洞。
当伯希和推开那扇小门的时候，“一种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全身，我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拿一只小蜡烛，趴在地上一本一本翻动经卷，把每天发现的惊喜和收获记了下来，因为他知道，把全部宝贝买走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翻遍全部，不漏掉一卷精品。伯希和在日记里说，天天在书籍和灰尘里，时间久了就一直咳嗽，头晕得不行，半个多月以来，终于决定奢侈一天，洗了个澡，睡了半天，结果下午没有忍住诱惑又进洞里继续整理。
从3月27日起，伯希和就不再进藏洞了，而是开始研究石窟，期间买了不少绘画和木雕，直到5月12日，二人才最终商量好价格。伯希和在笔记里记录了和王道士讨价还价的一些细节，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用抢劫的价格——500两白银卷走了10箱，共5000（一说6600）多件手抄经书和绢画。最终伯希和把其中的9箱从海上运回了法国，收藏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另1箱则自己随身带回了河内。
1909年，伯希和听说清廷学部正在筹建京师图书馆，“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恰好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他继续搜集古书，心想这倒是个机会，于是5月来到了北京。此次来京，他还带了一些从藏经洞中收获的经卷，之所以要带上这些东西，伯希和想更容易地接近北京的文人圈，便于收购所需的书籍。
在北京六国饭店，北京各界名流招待了伯希和，当学部待郞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翰林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以及罗振玉、蒋斧、徐坊、王仁俊、董康等人见到了伯希和带来的这些文献后，“惊喜若狂，如在梦寐”。其中有一部《老子化胡经》，在前面讲到过，其珍贵程度和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听伯希和说敦煌尚余几千卷轴等宝物后，学者们急忙把此事反应给学部左丞乔茂楠，至此，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才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很快，清政府电令陕甘总督立即把藏经洞的所有经卷买下来送到北京，电文如下：
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佛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二日。
同时，拨款6000两白银用于向王道士买这些宝物。不过这笔拨款一两没有到王道士手中，全被敦煌县扣住去修孔庙和城墙去了。王道士听说上面给拨款了还高兴呢，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是就写了封《催募经款草丹》向上面要钱。这份草丹用的是一张红纸书写，王道士死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箱子底下发现的，现在收藏在敦煌研究院。这份催款的文书为什么没有送出去呢，大概是因为那年11月，慈禧恰好死了的原因。
文书虽然没有送上去，可王道士肯定数次去县里要钱，后来县令实在被他找得烦了，勉强给了他300两香火钱，警告说你别贪心不足啊，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县里的，又不是你的，你要什么钱？王道士哪里会满意，心说朝廷给拔了一万多两，你个贪官拿这点零钱打发我。奈何小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气闷之下，就把被人家挑剩下的这批经卷提前藏了一批，后来被他先后卖给了日本、俄国人。
再说送往北京的这批经卷，虽然被王道士黑下了一部分，但是运走的这批的编号也超过了一万，意味着从敦煌出发时有一万多件经卷。据王道士说，这些当官的来运经书，居然连箱子都不准备，简单用张破席子一卷就装车上了。不管是谁，随手就抻出一本来，估计没少当厕纸被这些兵大爷们糟蹋了。
据当时甘肃地方官许承尧说：“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入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1913年，许承尧在兰州买到了二百多卷敦煌藏经。类似记载还有很多，无不说明着这批宝藏多舛的命运。
接下来就是雁过留声，一路上层层扒皮，押运官何彦升（一说傅宝书、武相臣）路上连偷带卖的还不算，到了北京后直接把车赶进了儿子何震彝的家里，让儿子找来亲家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快快快，内部福利来一拨，挑一轮先。这帮家伙挑出来不少珍宝以后，眼看数量也对不上了啊，于是就把大量完整的经卷一撕两半、三半，边撕边窃笑不止，哎哎哎，差不多了，别再撕了，再撕就多了。就这样，最后进了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679件（一说8697卷，显然有一个是错误的），不足藏经洞全部五万件的五分之一。后来，这批被私留下来的文物基本上都被这帮人私藏起来，也有一批卖给日本人，比如李盛铎曾经一次性以八万日元卖给日本人432卷写经，真是“厂肆出售不绝也”。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外国人视若珍宝，请进了国家博物馆里的东西，被这些国人糟蹋至如此，不知道余秋雨会给这些人安上一个什么词。
道友会问了，这么明显、这么明目张胆地行为上面人都瞎了，看不出来吗？还真有人发现了，发现人就是宝熙，于是写了份折子上去。当时倒是把傅宝书扣下来了，不过道友们想一想1911年多乱啊，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南方打仗，俄国人来捣乱。最主要的是那年是辛亥年，发生了辛亥革命，皇帝哪有闲心管这么件小事儿啊，所以最终就不了了之，傅宝书直接回了甘肃。
至此，前后历时9年之久的藏经洞事件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结束。
上面不是说王道士因为气愤银子没到手，私藏了一批经卷嘛。那天他从县里回来以后，赶在官府来搬经卷之前，请人做了两个大木桶，把一些经卷装进去，然后套在柱子上，连钉再锢，弄得相当结实。最后又用油漆彩画，这样就制作出来两个转经筒。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来运经的官员知道了，可是眼看拆这两个大桶实在是太麻烦就没理会，只是在上面盖了两个大印，让王道士好好看管。1911年9月30日，新任知县申瑞元还曾经专门来看过这两个木桶，看到大印没被动过，也没仔细检查，只是命令王道士好生看管就回去。
1912年，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郞等人来敦煌，王道士从大木桶里取出来四百多卷经卷卖给了他们。
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王道士对这位老朋友非常热情，对他炫耀自己多年来的成绩，“王道士给我拿来了账本，仔细地记着我捐给他的银子总数，十分自豪地对我说，石窟前的那些新盖的寺庙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银子盖的。还说我很仗义。”
他还告诉斯坦因，当年朝廷来拉走那些藏经时根本没当回事儿，也没登记数量，粗粗打捆就装车，到敦煌衙门口就被人偷了不少，沿途也不知道又丢了多少。
当讲完了这几年的事情以后，斯坦因急忙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买了五百多件写本和佛画，不用说，王道士又拆开了大木桶。在回程的路上，斯坦因又一路上四处收集了一些流出的经卷。1915年，斯坦因带着这些经卷连同这次考察的收获共182箱离开了新疆。
1914年8月20日，俄国人奥登堡来到敦煌，又低价从王道士和周围居民手里买走了三百多件经卷。
王道士的外贸生意如此红火，消息终于传了出去，所以1919年甘肃教育厅给敦煌县下过一次命令，让他们把所有藏经送到省图书馆里来，发令人是当时的省教育厅长阎士璘。当时的敦煌劝学所倒时不时的派人去找王道士，但是王道士坚决不同意运走，笑话，你们又不给钱，还不如卖给外国人呢。
第二年，阎士璘又派人去敦煌督办此事，6月17日到达敦煌，由劝学所所长朱文镇等人带着来到莫高窟。当时打开藏经洞后，发现还有成捆的藏文写经94捆，重405斤。
王道士当然还是不同意拿走这些经卷，反复谈判给他留下了90捆，依旧封存起来，兰州来的人带回去一捆，敦煌劝学所带走3捆。
实际上，如果北京拨来的银子如果能够给了王道士，被他藏下来的这批经卷也不至于又流失海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