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最后让张昭劝王朗为其效命，王朗只是不从，孙策无奈只得将王朗流放了事，王朗在这个艰难时期，虽然处境穷困，仍然收容体恤亲友旧属，分给他们的多，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少，甚有义名。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其“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着。”，也是一个真的汉子了。
后来曹操护持汉室，迎奉汉献帝，以汉丞相的名义征辟王朗，王朗才欣然从命，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观王朗生平，其显然并不是曹魏的死忠分子，也不是曹魏嫡系出身，反而是汉臣一系，虽然后来曹魏建立，其备受重用，但也只算是因缘际会了。
所以诸葛老大他们选中王朗此人为切入点，也确实是费煞心思的了，最难得的是王朗除了身居高位外，其还是经学大家，所作的《周易传》是曹魏那边学习《易》经的重要典籍。
王朗博学多闻，校注儒家经典，所作甚多，有文集三十卷，着有《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书籍，后世还将王朗注解里的思想称为“王学“，是东晋时期的显学，一度压倒郑玄的“郑学”。
对于王朗这种既是曹魏重臣，又是士林领袖的人，诸葛老大早就想好了用什么样的理由拜访他了。
那就是之前我曾经向诸葛老大背过的《归去来辞》，诸葛老大之意，乃是费祎带着这篇文章请王朗品评一二。
至于作者的话，诸葛老大也不欲掩盖其名，只让费祎道明乃是蜀中一山林隐士之作，被诸葛老大访友偶得，并无真名流传于世，只报五柳先生之号。
然诸葛老大甚好此文，近来更是屡屡背诵，现今思之，不欲此文埋没，使后世不得传之，故遣费祎将此文献给王朗品鉴，若果是新文，劳烦其将此文显于人前。
而对于此文中抛下功业，回归田园之意，与诸葛老大前作《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句似有相互呼应之意，王朗听完这番说词之后，会否误会此《归去来辞》乃是诸葛老大隐名之作的话，那就无人得知了。
而且按照诸葛老大的意思，如果王朗真的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更是大利费祎此番作为了，因为如果王朗这样想的话，应该能影响到曹魏那边不少人也会这样去联想。
那么如果更深入去联想的话，或许会得出诸葛老大已经带领大汉取得关中、凉州之地，功业已成，年过不惑，萌生归隐山林之念的结论。
如果曹魏那边真的联想出这种结论的话，估计真的会对大汉之后的举动作出严重的误判，使得大汉下一次的北伐能够轻松不少呢。
至于将此文不远万里送到曹魏那边的理由，诸葛老大也早已考虑周全了，就是现今之世，自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及建安七子（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之后，世人尽知曹魏文风之盛。
尤其是曹操作《蒿里行》、《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歌，以及曹子健十九岁在邺城的铜雀台落成时候作《登台赋》（就是《三国演义》中名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的出处，其实原文为“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其后更有《白马篇》、《七哀诗》、《飞龙篇》、《洛神赋》等传世之作。
其中以《洛神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为曹子健所作之上上品，即使千年后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被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评价为“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而清代王士祯亦言，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唯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