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东吴，虽然君权尚未旁落，但是已经逐渐变得好像后世的股份制公司一样了，君主想要对臣下任意处置，已是不大可能了，孙权这名董事长，只是掌控了东吴这间公司一半以上的股权，是绝对控股，但是世家大族、各个将领这班小股东，也掌控了东吴这间公司三成多到四成多的股权。
孙权身为绝对控股的董事长，固然可以不顾这些小股东的意见和反对，执意施行自己认为正确的计划，但若是计划实行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损东吴这间公司的利益的话，这班小股东可不会轻易再信任董事长，定必会在之后董事长施行计划的时候诸多掣肘。
历史上的孙权也确是遇到了这种问题，自从合肥数次战败后，对国内、军中的掌控顿时没有了那么顺畅，率十万大军无法攻下七八千人防守的合肥，对孙权威望的打击实在有点大，相信孙权也是备受了很大的压力。
故此孙权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不再轻易攻打合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而为了谋取足够的利益以继续拉拢住国中各色人等，向荆州伸手也是情理之中了。
毕竟在赤壁之战前，东吴这班当时股权不重的小股东，早就有搞公司兼并、资产重组的想法，如果孙权这名cEo迟迟不能为一众股东带来利益，甚至损害到这些股东的利益的话，那么这些股东会不会在联系曹魏这间更大的公司，再计划搞一次资产重组也是很难说的。
所以，对于凌统这种下死力保护自己的属下，若然孙权太过苛刻，让其自生自灭的话，恐怕凌统家族就会消散于东吴国中，而其余将领，也自会与孙权离心离德，再无人愿意为孙权出力。
故此就算孙权在合肥逍遥津被张辽削得很惨烈，自身的力量也损失不少，但也只能咬紧牙关，从自己的蛋糕中再切一块给予凌统。
如此一来，东吴就陷入了一种怪圈，君主不敢投入太多力量去执行某种计划，因为合肥一战，君主的力量与国中世家大族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旦吴主领军再次惨败，东吴就会变为六国时候的楚国一样，君主被世家大族挟裹，太阿倒持了。
而君主不下死力的话，各世家大族及众将领也自然不会尽全力配合，所以后来东吴虽然屡次北进侵攻曹魏，意欲吸引曹魏军力，以助蜀汉攻略雍凉，成两边夹攻曹魏之势，但多次用兵俱是规模有限，大概都是三五万人而已。
凭此军势，难以威胁曹魏在南方战线布置的防守军团，而且数次以来，曹魏渐渐摸清了东吴这边的战略意图，明白东吴只是虚张声势为多，并无实质的攻击行为，于是便让南方一线的军团用心防守便是，如无险情，都不会向南方这边增添资源，而整个曹魏的防御重心，尽都移到蜀汉这边。
所以自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后，数次北伐曹魏尽皆有备，如此司马懿才有充足的资源拖死诸葛亮，令到诸葛亮虽然对曹魏军队占尽上风，最终也饮恨于五丈原上。
假若东吴这边能够如关羽当年北进之时那么倾尽全力，逼得曹魏南方战线吃紧，真正起到蜀汉和东吴两面夹攻曹魏的作用，那么以诸葛亮的能力，还真的有可能攻下雍凉二州，天下大势，还是不是三国归晋，引致五胡乱华那就难说得很了。
在孙权还在生的时候，东吴还能凭着孙权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多年经验，将国内诸方势力操控得住，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行。
而在孙权死后，宗族内部倾轧，大臣及将领分帮结派，政治环境混乱，就连东吴皇帝也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第二任皇帝孙亮死于托孤大臣孙峻之弟孙峻的手上，孙綝擅行废立，仿效董卓之事，迎立孙权第六子琅邪王孙休为皇帝，视为第三任吴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