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之间：史学史与政治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张仕一
内容摘要：《续梁纪》是东秦初年人士匡恩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匡恩在《续梁纪》的史论中，注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的评论与分析，并能够抽象出普遍性的观点，从而通过史论表达自身对于政治的主张，这体现了匡恩《续梁纪》在史识上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匡恩为了宣传东秦王朝的正统性，又运用了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天命”史观，这又体现了匡恩在史观上的倒退。匡恩之所以要在史论中表达那些主张，主要是受到时代现实的影响，是为了维护太子秦序的位置稳定，并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匡恩的主张部分地被秦高帝所采纳，但最终却并未能使太子秦序顺利地继承并坐稳帝位。
关键词：《续梁纪》；东秦；史学史；政治史
《续梁纪》是东秦初期人士匡恩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共五卷，以皇帝庙号、谥号命名其诸卷，有《悼皇帝》《明宗献皇帝》《孝皇帝》《废帝》与最后的《序叙》，记录了梁朝晚期从梁悼帝至梁废帝间四十余年的历史。《续梁纪》在成书后，匡恩将其与梁朝晚期人士魏斯的《盛梁纪》十五卷合并于一起，名为《二梁纪》，凡二十卷。匡恩在《续梁纪》前四卷的每卷末尾都有一段“论曰”，他的这些对历史的论述，充分反映了其史学思想，对于研究梁秦时期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这些“论曰”中的一些观点，也体现了匡恩的政治主张，反映与影响秦初的政治局势。本文即拟从此角度入手，从史学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出发，对《续梁纪》所反映的史学观点进行分析。
一、《续梁纪》与匡恩
《续梁纪》共五卷，据《续梁纪》记载，《续梁纪》应该成书于东秦的“开阳十七年六月”。[（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总叙》。]据匡恩自述，他之所以写作《续梁纪》，首先是因为考虑到梁王朝的历史“其间风云本末，堪为镜鉴；成败浮沉，可资考谈”，[（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这明显是属于鉴戒史学的范畴。而匡恩之所以选择记述梁悼帝到梁废帝之间四十多年的历史，则是因为“然《盛梁纪》之叙录，止于永隆，悼、献、孝、废四帝之事，兹无良史”，[（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也就是说是因为梁悼帝到梁废帝之间的历史此前没有较好的史书。在这种情况下，怀着鉴戒史学的立场，匡恩撰写了五卷《续梁纪》，并将梁人魏斯的十五卷《盛梁纪》与其合并，从而形成了一部二十卷的《二梁纪》，并在成书之后将其献给了当时的东秦皇帝——秦高帝。[（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以上是《续梁纪》的成书过程。
对于《续梁纪》的作者匡恩，《前秦书》中并无专传，只是稍有提及：
开阳十六年，为皇太子。废太子既好文房之事，频与墨客交通，有东海何骆、平原匡恩、鲁郡严湛、河东薛安、会稽孔补、豫章虞城、桂阳赵拓，号曰“东宫七友”，每谈论诗赋，点校文章，以此终日矣。然时太宗为并州，频立战功，名震大漠，太子颇患之，以是亦图建功名于戎场。[（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21《诸宗室世家·废太子秦序》。]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够知道，匡恩的郡望为平原郡，其与废太子秦序关系较为密切，且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其他的相关信息还是比较少。好在《开昌实录》中存留有对匡恩更多的记载。《开昌实录》卷上：
开阳十九年春，今上（秦太宗）摧破鲜卑，追北大漠。太子遂使人诬今上以私藏鲜卑单于法器，高帝知其事，曰：“狼王天子儿，单于法器，尚下其等，若以为嘉物，用之有何不可？”遂未能行其计。而太子益惧，日夜惶恐，其中庶子匡恩遂建言曰：“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太子遂以为然，属十九年，帝欲肃清沙漠，太子乃请为征讨，高帝许之，以为抚军大将军，加都督征讨诸军事，都督马步十余万，使豫州牧韩丰副之，出卢龙塞东趣白衣鲜卑地。
匡恩，平原般县人。少孤，居父丧有孝行，守坟，有兽来犯，恩不去，兽竟不害之而走，人以为孝感所至。开阳八年，举孝廉，为本县典库。累迁高唐令，以政绩第一，征为司空主簿。后高帝以太子为国本，宜选德行辅游，以恩既以孝着，为人刚介不回，遂擢拜太子中庶子，事太子于东宫。太子讨鲜卑，恩从之。太子折戟，恩为鲜卑所禽，鲜卑欲降之，恩曰：“我是皇朝国本之僚友，储贰之佐吏，岂有翻事贼虏之理？”竟不食而死。
……
初，太子久在春宫，未尝历经戎马，然以鲜卑余烬，王师摧之必若探囊，故特易此战……于是全军溃北，死者十五六，尸骨填壑，涌血盈山，太子中庶子薛安、太子中舍人赵拓皆死之，豫州牧韩丰、太子中庶子匡恩为鲜卑所得，太子赖其卫卒，仅而得免。[（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按张乐所言，匡恩的籍贯，离石本《开昌实录》“平原”作“五原”，张乐已述离石本之讹，参（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下。]
结合《开昌实录》的记载，我们对匡恩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匡恩为平原般县人，年少丧父，性纯孝，历官般县典库、高唐令、司空主簿、太子中庶子等，曾为秦高帝废太子秦序出谋划策，最后在秦序北征的战役中被俘而死。
二、史识的进步与史观的倒退：史学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续梁纪》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匡恩的唯一传世作品，其不仅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梁晚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能够反映梁秦史学史发展情况的一部重要的史书。《续梁纪》在前四卷的每一卷末尾，事实上也是每位皇帝去世之后，就会有相关的论述，匡恩的用词是“论曰”。通过对“论曰”中内容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匡恩作为一名生活在梁秦之际的士人的史识与史观，从而从中观察梁秦史学史的历史面貌。
梁秦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显然是盛梁时期的常湛所作的《旧梁书》。常湛在《旧梁书》中往往通过“呜呼”来表达其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并表达自己的思考与观点。相较而言，常湛的“呜呼”不只局限于对帝王等重要历史人物得失的思考，其还涉及到对许多非帝王的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思考，同时，常湛往往引经据典，借经典中的文字来表达其对历史的思考与观点。[关于《旧梁书》的“呜呼”，笔者拟另行撰文讨论。]如果将常湛的“呜呼”视为史论的话，常湛的史论无疑是比较有思辨性的，其能在认识和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产生对历史的思考，表达对历史的观点，其显然透过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更进一步地形成了自身的历史观。
常湛能够在《旧梁书》的史论中展示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深入思考，除了常湛个人的能力与史识之外，还与梁朝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着密切的联系。梁朝史学史发展到盛梁以后时期，时人对史书的史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史家对于历史的思考，更加强调史书的思辨性。
（光泰三年）四月，诏三河知府臣常湛权兼衡室督司，编修国朝史事。世祖之将修史，难其人，尚书台令召素首荐奉常李淑曰：“奉常李淑，博学知理，闲练故事，可以承其任。”世祖曰：“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素又荐司徒长史宣延曰：“长史宣延，通览文史，能评善辩，可以承其任。”世祖曰：“宣延虽曰能评，而性屈柔，使评往代之事尚可，若使评断国朝，恐未必敢于直笔。”素遂解帝意，荐三河知府常湛曰：“知府常湛，性豁达而直介，行事多不惧威，或可任此。”世祖曰：“湛虽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然其向来敢言，必能直笔。圣人云：‘王者有典，录直而劝。’其人可得之矣！”遂诏湛权兼衡室督司以修史。[（梁）魏斯：《盛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世祖宣皇帝光泰三年四月。]
虽然梁世祖对常湛的评价有“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似乎常湛并不是当时最擅长史论的人选，但从梁世祖拒绝召素推荐李淑时说“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可知，梁世祖比较重视史书中的评论。不仅梁世祖，梁朝后期的时人亦十分重视史论：
昔梁世祖尝敕三河知府常湛作《梁典》，叙太祖龙兴至于世祖重光；梁明宗曾使御史大夫邓慈修《续梁典》，录世祖中兴至于中祖再振。而《梁典》辞雅而实录，《续梁典》言拙而曲笔，以是《梁典》为后人所重，《续梁典》为来者所轻。而梁明宗景熙年间，御史中郎魏斯尝私撰《盛梁纪》，叙世祖、威宗、灵帝、昭宗、中祖五帝事，其秉笔直书，词雅论美，遂流传于坊间，渐代《续梁典》，至今朝野士人，多有其本，臣亦数阅其文，颇喜而善之。[（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
由上可知，“词雅论美”，是《盛梁纪》得以在坊间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足见梁人对史论的重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秦初的匡恩进一步推进着史论的发展。综观《续梁纪》的四段“论曰”，除了《废帝》一卷最后的“论曰”显然是在为秦朝做美化之事外，其他三篇“论曰”都在对相关皇帝进行评价之后，都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往往是关系到上层统治的重要问题，而匡恩也往往能够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并进而阐述自己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观点与主张。如在《续梁纪》第一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悼帝为何不能发扬光大梁中祖的事业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梁悼帝在身为太子之时缺乏功名有重要的关系，最后通过对梁中祖“未尝树功名于少阳”的批评和发出“人谓太子为国本，其岂夸喻邪”的感叹，表明其主张应该重视太子培养。[（东秦）匡恩：《续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6，“论曰”。]又如《续梁纪》第二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蜀、凉二王何以反叛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二王的权力过大有关，从而主张君主分封诸侯应该“虑防其逆意，不合使之专方云”。[（东秦）匡恩：《续梁纪》卷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7，“论曰”。]再如《续梁纪》第三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为何明宗刚刚去世，洛阳宫廷中就发生了激烈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明宗没有确立太子有关，从而主张应该重视太子的安稳。[（东秦）匡恩：《续梁纪》卷3，（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8，“论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评论与分析，匡恩的史识水平也在其史论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并且，对比《盛梁纪》和《续梁纪》，我们明显能够看到《续梁纪》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盛梁纪》的史论共五段，其在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九卷中分别对梁世祖、梁威宗、梁灵帝进行了评论，但其内容基本只是对三位皇帝的功过进行评判，并未涉及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思考。[（梁）魏斯：《盛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4，“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6，（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6，“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9，（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9，“论曰”。]在第十二卷和第十五卷的史评中，魏斯虽然分别对梁昭宗被称为“常败天子”、梁中祖被称为“寡情皇帝”而最终仍能建立功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梁）魏斯：《盛梁纪》卷1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2，“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但明显可以看到，魏斯的思考仍然是针对梁昭宗与梁中祖两位皇帝本身，其分析仅仅侧重于探讨两位皇帝何以能够建立功业，并没有从其思考与分析之中抽象出一些像匡恩那样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如应该重视培养太子、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等）。综上，相较于魏斯在《盛梁纪》中的史论，匡恩在《续梁纪》中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在这一方面，《续梁纪》明显有比拟《旧梁书》的水平。因此，如果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来看，《续梁纪》相关史论的史识相对而言是比较出色的，匡恩的史论在史识方面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与史识的进步相反的是，相较于《盛梁纪》，匡恩的史观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在前面，我们提到匡恩的四段“论曰”，前三段都表达了其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且这些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抽象化和思辨化，但匡恩的第四段即第四卷的“论曰”，却只就相关问题表达了观点，没有相关的主张，其观点也没有什么抽象化和思辨化的色彩在其中。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梁末乱世最后是由秦高帝终结的，匡恩的回答非常谄媚：“盖符历归秦，天时此眷；雍益富强，地利在我，加之以今上禀雄略而怀仁德，士民乐从，贤俊期效，人和亦其所有，故而终为天下之主，其诚有以也！”[（东秦）匡恩：《续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9，“论曰”。]
毫无疑问，秦高帝最后的成功和“天命”没有任何关系，匡恩宣称东秦\/秦高帝获得“天命”，一方面是为了得到秦高帝的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东秦王朝的正统。匡恩这种认为王朝有所谓“天命”存在的错误观点，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史观，这样的错误史观其实在盛梁时期成书的《旧梁书》中和早于《旧梁书》而在当时的北方十三国之一的虢国统治下成书的《温书》中都有所体现：
呜呼，自太祖开建国朝，至于洛京陷乎胡狄，前后四君，岁有六纪，其兴衰之道，理何在焉？昔太祖武皇帝地非权贵，业不世积，逢文末天下骚乱，会四海逐鹿纷争，乃以圣武之姿，膺天命之寄，顺民乐推，奋剑起义。[（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3，“呜呼”二。]
呜呼，古人云：“天下寄望，虽谦而不宜辞。”（注曰：语出《同书》）信矣！夫当洛京倾覆之时，区夏陆沉之际，四海惶恐，天下震愕，中宗以迭代之弘德，累世之积威，江表归以众望，海内期以重光，挽狂澜于即倒之任，扶大厦于将倾之责，舍中宗而谁寄！故建邺文武，甘心尊奉；吴楚士民，诚衷乐推，遂膺天命以称帝，顺人心而登宸，续国朝于建邺，保宗庙于江左。[（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4，“呜呼”二。]
评曰：耿松守县纯于刘氏，耿荣持诚节于梁朝，虽未谙天时之谁有，不识符历之将移，然考其志情，谅可谓忠烈焉！海内至今称忠，必推松、荣者，良有以也。耿封膺父业于危难之际，耿栴踵兄事乎祸扰之秋，并穷心竭力，竟之以死，使梁河北之郡守皆如是兄妹，侯多氏何以取洛阳邪？耿峤继累世之基，处环危之境，知梁运之已绝，明温德之将盛，遂迎王师而臣明武，可谓晓天命矣！耿芸念皇朝之积恩，谓宗族俟时而报憾；耿棕忆乃兄之旧言，因世德拔剑而成忠，论其意烈，非亏先祖；计其志纯，不逊往宗。至于耿励续数代之美名，承罔替之职封，叛将才次，城门即开，乖世人之称，贻有识之耻，恨哉。[（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30《渔阳耿氏列传》。温王朝史臣还曾通过书写其统治者出生时的“异象”来宣扬其“天命正统”，参见张仕一：《“白光”与“玄凤”——温王朝的“异象”与德运》，《蓝文剑与洛阳城——温王朝政治史研究论文集》，第31-36页。]
评曰：大温之享祚，前后九主（注：……），始末八帝（注：……），凡百有三十年……然灵符已去，运数难回，卒以金入水者（注：虢谓温以金德生其水德），盖天命所归也。（注：此“评”乃虢臣妄言天命，不可信矣！）[（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10《顺帝本纪》。]
而成书于西秦初年的《前秦书》同样如此：
天佑皇秦，烈宗武昭帝仗剑而起，鸠合王师，扫荡勍胡，鞭挞凶虏，于是澄清半壁，救危皇朝。而今上大圣皇帝承先皇遗业，践阼西京，君临寰宇，蒙续天命，若非皇秦气数未尽，焉能再兴邪？盖皇秦万世，宗庙永存，乃符运之所归，寔乾坤之降命矣！[（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70《史家志》。关于杨聆对“天命论”的运用，笔者曾有所提及，参见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第76-77页。]
结合上述所引诸部史书的内容，似乎《续梁纪》对东秦“天命”的宣扬也属常见的行为，这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似乎并不算什么倒退，然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续梁纪》成书前不算久而成书且能为匡恩所见的《盛梁纪》，却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盛梁纪》：
论曰：余闻昔人今士，或以昭宗统王师而讨寇，常逢大败，跨马奔遁者数，故谓之“常败天子”。然则昭宗何以常败而竟十年之内，近旬之间……基中兴之业乎？或谓昭宗所以常败而卒立其大业者，以天命在梁，符运属木，故虽败而再兴，已折而复振，余不以为然。天命、符运者，术士卜客挟其诡道，鼓其迷说，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余素不为取信。如是，则昭宗何以常败而立业邪……以是知昭宗所以常败而立业者，其以德也！[（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
面对当时盛行的“天命论”的观点，《盛梁纪》的作者魏斯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命、符运者，术士卜客挟其诡道，鼓其迷说，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表示其“素不为取信”，并从梁昭宗的相关历史事实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昭宗所以常败而立业者，其以德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魏斯的史观尚算不上是完全科学的史观，但其能够结合历史事实，解释梁昭宗得以建立功业的原因，这样站在客观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史观，无疑要胜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史观。因此，从史观上看，《续梁纪》相较于《盛梁纪》而言，无疑是有所倒退的。
三、匡恩的主张与高帝的回应：政治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匡恩的《续梁纪》不仅反映了梁秦史学史的发展，还反映了秦初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影响着秦初的政治走向。
欲弄清匡恩《续梁纪》反映了怎样的时代政治形势，需要从匡恩自己的观点出发，对作为秦初时人的《续梁纪》作者匡恩的主张进行分析。如前所述，匡恩在《续梁纪》中共有四段“论曰”，除第四段是为了宣扬东秦王朝的正统性以外，其他三段“论曰”都表达了自己的某些主张，分别是应该重视培养太子、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考察这些主张的内容和匡恩的论证逻辑，可以看到匡恩的这些主张都是有关统治者如何保障统治秩序的主张，同时，这些主张也大都涉及到了王朝权力继承人的问题：第一卷和第三卷的“论曰”分别主张应该重视培养太子和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这无疑是有关帝位继承人太子的有关主张；第二卷的“论曰”主张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似乎并不完全和王朝权力继承人有关，但其问题的提出是由蜀、凉二王的反叛事件引出的，二王的反叛是悼帝、明宗之间权力交接时发生的叛乱，这本身就与梁王朝的王朝权力继承密切关联，匡恩以二王反叛事件为讨论问题，主张应该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而借二王反叛讨论诸侯的相关问题，其实也是在讨论王朝权力的分配如何保障统治秩序的稳定的问题，这其中自然涉及到如何对待同样具备参与权力继承的权利的诸侯，这其实也涉及到了王朝权力的继承问题。
匡恩的三段“论曰”基本都涉及到了王朝权力的继承问题，这自然不应是偶然所致，而应与匡恩所处的时代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匡恩的《续梁纪》成书于秦高帝开阳十七年，此时东秦的王朝权力继承是否出现了问题呢？事实上，在《续梁纪》成书时，东秦的王朝权力继承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秦高帝一朝并无皇后，这使得秦高帝开阳之朝虽然有太子秦序，但秦序得以成为太子，是因为其长子身份，而不是因为嫡出长子的身份，这就使得秦序的太子位置并不稳定，也容易使时封小狼王的秦太宗产生争夺储君的企图。[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第6-7页。]而当时秦太宗作为藩王，坐镇并州，掌握着并州的军政大权（秦太宗时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可谓总管并州军政），无疑也威胁着太子秦序的储君地位。事实上，秦序与秦太宗之间的矛盾在开阳十七年后不久就已经严重激化。
（开阳）十八年春，铁甲鲜卑复寇代郡……先是，废太子秦序好文房之事，久在宫掖，不有寸功；太宗为并州，频立战绩，名震大漠，太子颇患之，太宗亦微有夺嫡志（注曰：高帝无皇后，无嫡子，此言夺嫡者，以阙嫡而言）……废太子既患太宗夺嫡，欲建功名。十九年春，帝大议群臣，欲加兵鲜卑。[（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
开阳十六年，为皇太子……然时太宗为并州，频立战功，名震大漠，太子颇患之，以是亦图建功名于戎场。十九年春，帝大议群臣，欲加兵鲜卑。太子请为征讨，帝许之……时太宗建功沙场，颇受武将推奉，太子常自危。帝亦以嗣位为虑，问于圣王曰：“卿弟以为，太子与小狼王孰可奉纂皇极也？”圣王每曰：“此君家内事，臣不能预矣。”太子闻之，益忧，图太宗之心更甚（注曰：为后其不发帝丧而讨太宗张本）。[（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21《诸宗室世家·废太子秦序》。]
属废太子与太宗间隙日深，卿达遂以为际会……开阳十九年春，帝加兵鲜卑。废太子请为征讨，帝许之，以太子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讨鲜卑。[（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50《自序》。]
今上在并州，内翦山胡，外殄鲜卑，其威亦扬，其功也盛！于是高帝太子序遂忌之，数阴使人罗其愆尤，间诸高帝，高帝明察，未尝以为然。今上亦知兄弟势不能相容，尝与贵妃杨氏曰：“父皇万岁今在，当无如何，一旦万岁不讳，太子必有所图，届时我焉能坐以待毙邪？”且托以边关事密，与高帝相约：凡高帝与今上诏敕，并改“奉天皇帝”之皇字“白”下“王”为“土”，以别真伪。开阳十九年春，今上摧破鲜卑，追北大漠。太子遂使人诬今上以私藏鲜卑单于法器，高帝知其事，曰……而太子益惧，日夜惶恐，其中庶子匡恩遂建言曰：“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太子遂以为然，属十九年……出卢龙塞东趣白衣鲜卑地。[（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
这些记载虽然可能更多的在开阳十八年或十九年，在开阳十七年之后，但时间相去不久，开阳十八、十九年时秦序与秦太宗之矛盾已经如此激烈，亦可想见开阳十七年时秦序与秦太宗之间应亦有矛盾存在。秦序的太子位置并不稳定，秦序与秦太宗之间存在对储君位置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秦序东宫属官的匡恩，自然要为秦序的利益而服务，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匡恩在《续梁纪》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我们可以看到，匡恩在三段“论曰”中的主张在秦初的时代现实之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情况。
如匡恩主张应该重视对太子的培养，这和秦初之时太子秦序“久在宫掖，不有寸功”[（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的情况可谓密切相关，此后匡恩更是亲自向秦序建议：“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由此可见，匡恩对秦序缺乏功业而导致太子位置不稳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秦序太子位置的稳定，他主张应该重视对太子的培养。
又如匡恩主张应该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这和秦初时为小狼王的秦太宗掌控并州军政大权有密切的关系。匡恩指出：
夫太祖、中宗之封藩，虽使王就国，而齐王之外，大率不膺方镇之职。然其重镇诸将，不必奉教令于藩王，诸王在藩，无事则亦不关所在军政，故当承平之时，藩宗以一己之力，难启邪计；属扰乱之秋，王、将协名实之洽，遂建义旗。以是悼帝而前，诸王谋乱者寡，而讨贼者多焉。而悼帝之使蜀、凉二王就国，临行特嘱其守厥封邦，关白所在，又许苹、聂巡，亦悼帝所故择，使其镇卫方岳，而语其必遵从二王，于是二王思反，两将咸从，遂连凶期年，扰乱西州。以是知人主之南面而君天下，思保皇家万世之庆，固宜树封四海，以为藩屏，然亦宜虑防其逆意，不合使之专方云。[（东秦）匡恩：《续梁纪》卷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7，“论曰”。]
匡恩认为蜀、凉二王之所以能够反叛，是因为悼帝给予蜀、凉二王在封地的权力较大，能够“关白所在”，且当地守将受悼帝委托，“必遵从二王”，因而认为君主对诸侯王进行分封时，“不合使之专方”。而考察开阳年间秦太宗在并州的情况，无疑与匡恩指出的蜀、凉二王的问题相符合，也与匡恩所反对的“专方”情况相符合：
十五年春，以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太宗在太原，修整武备，挑选果勇，培植良马，冶铸兵器，拣精锐七千二百人，分为九阵，每阵八百，日夜操练，遂为天下精兵，号曰“八百阎罗”。太宗自领中阵，部将陈瑞、公孙禾、何超、胡珍、马境、费徐、姜萃、佯登，凡八人，各领一阵。[（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
天下既清，高帝以并州环抱山河，四塞之地，进则御胡虏于沙漠，扞中原之谧然；退则守京师之北藩，作金銮之屏障，故而以为若使异姓居之，恐生风尘之变，遂留今上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
由上可知，当时秦太宗在并州既有行政权（并州牧），又掌握着当地的军事力量（都督并州诸兵事），同时还掌控着重镇太原（太原留守），甚至可以自行组建军队（八百阎罗），足见当时秦太宗在并州权力之大，称之为“专方”，似无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匡恩察觉到秦太宗的威胁，因而主张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
再如匡恩主张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这和秦初太子位置的不安稳是有密切关系的。匡恩指出：
夫明宗固为贤主，然其梓宫未殡，内城草扰；薤露方歌，外使造逆，厥失其何在乎？盖以其长秋虽立，而青宫竟空，正嫡未定，少阳无主，至于诸臣有所疑贰，朝野难测新君，遂速内外之喧哗，遗愆过于身后。以是知冢守之安，非惟系其家，亦关乎天下云，能不重之耶？[（东秦）匡恩：《续梁纪》卷3，（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8，“论曰”。]
匡恩认为，明宗刚刚去世，洛阳宫廷就发生了宫变，是因为当时“长秋虽立，而青宫竟空，正嫡未定，少阳无主”。开阳年间，当然是有太子的，“青宫竟空”“少阳无主”似乎不合当时的时代情况，但如前所述，秦高帝未立皇帝，秦序只是长子却不是嫡出的长子，这无疑影响着秦序太子位置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匡恩主张应该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匡恩的主张基本都与秦初开阳年间的时代现实与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匡恩提出这些主张，主要为了太子秦序的利益而服务，当然，进而也是为了自己服务。但只提出这些主张是不够的，当时能够决定秦序太子位置是否稳定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时为皇帝的秦高帝，因此，匡恩如果想使得自己的主张能够成为现实，就必须要让秦高帝了解和认可这些主张，因此，匡恩在完成《续梁纪》后，即把该书献给了当时的皇帝秦高帝：
臣兹谨奉敝稿，奏献至尊，诚惶诚恐，顿首死罪……臣太子中庶子、平原匡恩，毕此书于开阳十七年六月，敬呈于大秦皇帝陛下。[（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总叙》。]
根据开阳十七年后的历史，秦高帝在了解到匡恩的主张之后，是作出了部分回应的。如秦高帝同意了太子秦序的请求，使他挂帅讨伐鲜卑，就是为了为秦序树立功名，从而对太子秦序进行培养，这无疑是对匡恩的主张的回应。不过，对于匡恩的其他主张，秦高帝似乎并未作出太多回应。开阳十七年以后，秦太宗在并州的权力并未受到削弱，秦高帝也没有册立皇后。因此，秦高帝对于匡恩的主张，是部分地采纳，匡恩的主张因而也部分地影响了开阳年间的政治形势。
结语
《续梁纪》作为东秦士人匡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在梁秦史学的发展道路上自然有其自身的定位。《续梁纪》既是匡恩个人的历史撰述作品，同时也是梁秦时代史学发展的产物，其内容反映了梁秦史学的发展情况，是梁秦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续梁纪》的史论所反映的史识的进步与史观的倒退其实也与梁秦史学的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旧梁书》，到《盛梁纪》，再到《续梁纪》，梁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都较为注重史论的思辨性，这是梁秦史学的特征，也反映了梁秦时期史家的历史思考与当时史学的发展进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梁秦时期史学的重要成果，如《温书》《旧梁书》《续梁纪》《新梁书》《前秦书》等，往往是在古代王朝官方控制下进行修撰的，其难免要为王朝统治者服务，因而导致其在宣传王朝正统性的驱动下，秉持着错误的史观。
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无疑要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续梁纪》自不能外。东秦初年无疑是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前后赓续四百年的梁王朝灭亡，新兴起的东秦王朝刚刚建立，其统治秩序尚不稳定，继承人问题也存在隐患，这是东秦初年的政治形势与时代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匡恩的历史撰述有了其特定的目的性，史学在匡恩的笔下成为了表达其政治主张和影响现实的工具。
仅讨论短期的结果，匡恩的目的既是实现了的，却也是未能实现的。匡恩关于要重视培养太子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秦高帝的认可。匡恩在提出自己的主张后，也在实践自己的主张，他劝太子秦序率兵讨伐鲜卑，太子秦序最后听从了匡恩的建议，并向秦高帝表达了请求，这个请求得到了秦高帝的同意。[（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从这个角度上看，虽然不能完全说秦高帝答应秦序的请求是因为他看过《续梁纪》后对匡恩的主张表示认可和赞同，但至少在实际结果上，匡恩的主张得到了回应。然而，从其后历史的发展结果上看，匡恩的目的又未能实现。匡恩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了能够让秦序稳定住太子位置，最后使秦序能够成功登上并坐稳皇帝位置，当然，他自己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现实却是，秦序最终虽然登上了帝位，却很快就被秦太宗击败和杀害，没有能够坐稳皇帝位置，最后以“废太子”的身份留在了史书之中，匡恩的目的最终并未能实现。不过，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匡恩献上《续梁纪》与秦高帝同意秦序率众讨伐鲜卑之间建立起其中的联系，那么匡恩的历史撰述不仅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影响，还对匡恩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影响：匡恩向秦高帝提出应该重视太子培养的主张，也建议秦序率兵讨伐鲜卑，而他自己正是在这场讨伐鲜卑的战役之中被俘而身亡，如此看来，历史中的因果联系，不可谓不密切。